我们来到九年级A班的教室，老师正在讲民主辩论和民主运动，有两个讨论的话题，一个是关于人口贩卖，另一个是关于废除死刑。学生们分组讨论，发言者手里拿一个球，他说完了，便把球扔给另外一个同学，那个同学接着球便发表自己的观点。各个小组都在认真讨论，课堂气氛比较热烈。最后是老师统计各方观点的人数，让同学们举手表达意愿，比如：同意废除死刑的人有多少，赞成死刑的人有多少？学生们举起手中不同颜色的纸牌表达自己的意愿。
下课后，我通过翻译和老师交流，我才知道原来这是一堂英语课！他们的母语是丹麦语，所以英语课也是他们的“外语课”。我说：“我还以为是一堂社会课，或类似于我们中国的政治课，原来是英语课。可我一点都看不出英语。既然是英语课，为什么不进行语言训练，而要讨论这些社会政治话题呢？”
他说：“我不对他们的观点做任何评价，话题只是一个工具，或者说一个载体，他怎么想我不管，无论人口贩卖还是废除死刑，在我这里没有标准答案，这是开放性的话题。我只看他们用英语表达这些观点是否正确。语言不能简单孤立地学，必须在生活情境中学，在自然而然的运用中学。”
我说：“通过这种方式，既训练他们的语言，又训练他们的思维，更扩大他们的视野。是吧？”
他说：“正是。我不是为考试去设计教学，要让学生在思考中，锻炼自己的语言能力，用英语表达观点，就是我们要培养学生的一种技能。同时这种话题，对学生来说也是有用的。当然要训练语言，但更要培养思维习惯。这些讨论是开放性的，让他们形成思辨能力。”
我想到这是九年级的学生，便问：“这些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语言积累了，但对低年级的学生来说，恐怕仅仅用这种方式教学就不太合适吧？”
他说：“低年级和高年级的教学肯定是不一样的，低年级要让学生具备基本的语言技能，需要词汇积累，也要讲语法，但更重要的，是一定要让学生把语言作为一种应用，一定要让学生语言表达观点。”
说到对学生的考核，他说主要是根据每一个学生情况来考核，看他的语言能力是否有所提高。比如他会给学生一些资料，看学生的理解能力，他能否自由地运用英语自由地表达他的观点，包括语言的准确度……这些都可以看出学生的英语能力。
他一边说，一边拿出一个评分表给我看，上面有每一个学生的打分情况，而且都分类评分，比如有听力，有阅读，等等。他给我说，他不是统一打分，而是根据每一个学生的特点来考核。这些考核，都是根据自己的判断给分。
我还想问“操作性”，比如，怎么根据每一个学生的特点来考核？完全根据自己的判断给分，是不是太主观了？后来想算了，我又不是教英语的，越问越细，反而把有限的时间耽误了。
说到分数，他补充道：“这个分数只是帮助我们了解学生的一个参考，孩子不是被分数激励的，他们完全可以不在乎这个分数，而且大多数孩子都是不在乎分数的。如果有学生不想学习这门课，我不会用分数去‘激励’他，因为他根本不在乎分数，那我就和他的父母，还有他的其他一起来商量，用一种别的适合于他的方式去教他。并不同一个方式对所有孩子都是适用的。我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方式，但我会根据学生的情况不断去努力适应他们。”
不断适应学生，而不是让学生适应老师，这是最触动我的一点。
和英语老师交流完，两个中年男子走过来，面带微笑和我打招呼，握手。原来这是他们的一把手校长和分管教学的副校长。他俩把我带到一个会议室，并解释说：“本来应该在办公室正式接待您，但因为办公室正在装修，很抱歉只能在这里接待您了。”
我说：“没关系，这里很好的。”
校长说他看过我的有关资料，知道我也是一个教育者，出版了不少著作，愿意回答我关心的问题。
我问有多少时间可以交流。他说：“四十五分钟。”
我先问他学校的规模，他说，学校招收的是0-16岁的学生，共800个学生，除了这个小区，还有两个校区。
“有多少教师呢？”
“上课的教师有60个，还有40个辅助教师，也是教育者，只是不上课，他们负责学生的课外社团，各种俱乐部等等。在低年级，这些辅助教师还要在教室里帮助教师的教学。”
我问：“辅助教师帮助上课老师什么呢？”
他说：“如果一个孩子情绪不好，不想上课，来了心情也不好，辅助老师就会去帮助这个孩子，开导他。”
翻译郭老师特别给我解释，所谓“辅导教师”可以直接翻译成“教育者”，他就是教育者，只是不上课。
我问：“每个班都有两个老师吗？一个上课老师，一个辅助老师？”
他说：“我们的规定是每个班不能超过28个人，只要班额突破28个，就得分为两个班。另外，如过班额比较大，比如超过20个接近28个，就一定要安排两个老师。一个上课，一个辅助。”
我又问：“我们中国的学校有班主任，丹麦的学校有班主任吗？”
他回答说：“有的。为了保持对孩子教育的连续性，1-3年级、4-6年级、7-9年级都不换班主任，也就是说，一个班主任得陪学生三年。一般来说，班主任由教语言和教数学的老师担任。”
他还介绍说，为了不让一个班主任承担所有的负担，每个班都安排了两个班主任，分担学生的教育工作，当然以其中一个班主任为主，而且一跟到底，中途不换。
我想，这和中国差不多嘛！以前曾经听一些专家说，班主任是中国特色，最早是从苏联学来的，资本主义国家没有“班主任”一说。看来这个判断是片面的。几年前我在韩国，也请教过当地的老师，问韩国有没有班主任，答案也是肯定的。
我问：“请问您作为校长，平时考虑最多的问题是什么？”
他说：“我的副校长面对学生，面对老师，面对家长，面对课堂，而我作为校长，面对的是当地政府，每年政府给我5500万丹麦克朗（相当于人民币5500万），如何让我的幼儿园和学校做得最好，到达到最好的效果，这是我平时考虑最多的问题。当然，学校其他方面虽然有我的副校长分管，但我们是一个管理团队，重大事情我们都要一起研究商量。比如昨天就发生了一件非常麻烦的事，我就得出面和家长打电话沟通。虽然昨天只发生在一个孩子身上，但处理不好会影响整个学校，所以我们必须和整个管理团队沟通分享。”
我心想，和中国校长也差不多嘛！
我又问：“你对学校管理有多大的自由？比如学校发展的规划，比如课程设置，等等。”
他回答：“教育部有国家的要求，地方政府也有要求，但这些要求是一个宽泛的原则，只是一个要达到的目标和水平。我会根据这些这些目标制定我的学校发展计划，但是，具体开设什么课程，用什么教材，怎么教法，完全是老师自己的事。我不管老师用什么教材。我们可给他们许多教材，让他们自己选择。”
我问：“如果老师在这些教材范围里选不出他满意的，他可不可以自己开发教材，甚至自己决定开设一门课？”
校长回答：“当然可以。比如开学时，有老师说丹麦语这样上不好，这种教材也不好，我想以自己的方式用另外有更好的课程和教材，我当然会给老师这种自由。但我会经常去看这个老师的课堂。这个班级要达到的目标所采用的方法，不是我的任务，是老师的任务，老师怀着责任感去教就行了，只要他能够达到教育目标。”
我问：“你们如何管理教师呢？如果对教师不满意可以解聘吗？”
他回答：“我们是公办学校，但我是校长。老师在这里工作，都是我雇佣的，如果对老师不满意，我是可以解雇的。这是我的责任，我必须保证每一个老师都是合格的。”
我问：“丹麦有职称评定和评优选先之类的事吗？”
他回答：“没有。”
我问：“没有这些激励措施，那你如何保证你的老师的责任心和专业能力呢？”
他回答说：“打个比方吧，我会把有经验的老师和缺乏经验老师组合在一起，让有经验的老师去带一带没有经验的老师，帮助后者提升。当然，学校里哪个老师强，哪个老师弱，我心中是有数的。我经常给老师一对一的对话交流，我会利用这种交流的机会，把我的赞赏或我的建议传达给他，鼓励或帮助老师。在下一年制定学校计划的时候，我会把许多优秀老师的建议和想法写进去，让他们以这种方式参与学校发展，他会觉得自己被欣赏。”
我问：“如果遇到确实不负责任或者经过努力也无法达到教学要求的老师，怎么办？”
他说：“这样的老师肯定有。我会给他机会，分管校长会找他谈，给他指出问题，提出改进的建议，我也会找他谈。不会一下就解雇。但如果实在不行，那我肯定不会再用了，我会亲自找他谈，说你不适合在这里工作了。但丹麦有强大的工会，会维护每一个老师的权益，比如工会规定，被解雇的老师根据一定工作年限，会多付六个月的工资，让他有半年的时间找到下一工作，所以不会把老师一下子推向极端的境地。我的压力不大。当然，有时候被解雇的老师不一定都是不称职的，也可能是因为预算不够，不得不减少老师。”
我问：“教师之间的工资有差别吗？”
他说：“在丹麦，校长无权决定老师的工资是多少，每个老师所教的年级和科目如果相同，那工资是一样的。12年中，老师的工资有三个晋升的阶梯，只要没有大的失误，只要到了那个时段，自然就晋升。只要没有大的问题，根据年限老师的工资自然增长，所以我没有压力。”
我问：“丹麦的工资在社会上比起来，是属于那种档次？”
他回答：“属于中等吧，比医生、警察高。我们老师都为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，感觉社会地位不错。当然，我们是民主国家，媒体上什么声音都有，也常常批评我们公立学校的老师。这很正常。但总体上讲，我们还是很受尊重的。我们这个职业很有安全感，整个保障体系也很完整。”
我问：“老师们的工资都一样，也没有额外的奖励，那他们从事教育工作的动力从哪里来？”
他看了看我，然后非常郑重地说：“我们的老师，作为公立学校的教育者，的确特别自豪我们的工作，是把我们一代一代的孩子塑造成一个适合民主社会的人和公民。到他毕业的时候，他已经是丹麦的公民，这就是我和我们的老师，作为丹麦公民，觉得最有意义的事情，这就是最大最大的激励！培养公民，就是一个教育者最大的自豪！”
培养公民，就是一个教育者最大的自豪！听到这里，我热血沸腾。
（未完，待续）
